在临终之际，我父亲留下了深切的嘱托：让我与庄亲王允禄、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共同辅佐皇帝，并且遗诏中指示我将来与他们共同配享太庙。如今，圣上继位之后，依据大行皇帝的遗命，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大学士鄂尔泰与我一起负责辅政。纵然其中皆为宗室贵胄或满洲勋贵，而我独为汉臣，心中不免自豪。然而，这份荣耀也让我感到莫大的压力。为了不拖累他人，我谦虚地表示，自己更适合担任总理事务的大臣职务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皇帝再度派我担任皇子的师傅，同时继续管理翰林院的事务。就在同年二月，皇帝亲自前往景陵祭拜，而我与其他几位老臣被留在京城，继续负责国家的政务。
自此之后，每当皇帝巡幸外地，我便留守京城，代为处理事务。初时，皇帝对我信任如其祖父和父亲一般，常常让我参与决策，并在夜晚安排我留宿紫禁城，给了我相当大的权力。我不仅负责管理朝政，还承担了科举考试的工作，选拔人才，考察官员。我虽忙于政务，但从未忘记父亲的教诲，坚持读书，因此我同时荣膺了雍乾两代的皇子师傅，且担任了《清圣祖实录》、《明史》、《大清会典》以及其他重要典籍的总裁官。
展开剩余81%乾隆二年十一月，我被授予总理事务大臣的职务，特命进封三等伯爵，并赐号“勤宣”。至乾隆三年，皇帝亲自视察国子监并举行古礼“三老五更”，我认为此礼不合时宜，特意上疏指出。当时我几次提出与皇帝不同的意见，虽然没有引起皇帝的怨恼，反而继续赐封我为伯爵。这在汉臣中极为少见，皇帝对我格外恩宠。然而，年事已高的我，逐渐暴露出年轻时的缺点：固执、易激动，这使得我与皇帝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。这些问题也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的。
乾隆十年四月，我的搭档鄂尔泰去世，满洲大臣讷亲取而代之，且排名在我之前。虽然我勉强同意讷亲居于内阁首位，但心中却颇感不平。毕竟，鄂尔泰与我共事多年，尽管有时政见不同，但彼此相互尊重，虽有分歧，但最终还是可以和睦相处。然而，讷亲这个新晋的大臣竟然排在我前面，令我不甘。为了平衡各方，皇帝下令：“嗣后内阁行走列名，讷亲在前；吏部行走列名，我在前。”虽然表面上看是平衡，但实际上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矛盾，朝堂上也因此风起云涌，明争暗斗，互不服气。
我与鄂尔泰共事多年，性格上虽有差异，却始终在一起工作。鄂尔泰有时会犯错，我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他，这导致朝中形成了“鄂党”与“张党”之争，许多汉官站在我这一边。这种党派纷争使得朝政不稳，皇帝也逐渐对我产生了不满。直到乾隆十三年正月，我因年老多病，提出辞职。皇帝下旨慰留我，表示我既受两朝恩宠，又奉了先帝遗命，将来配享太庙，怎么能就此归田休养呢？这一番话令我心中感到一些不满，觉得皇帝与圣祖爷不同，圣祖爷曾两度支持父亲辞官回乡，而如今轮到我，似乎没有同样的理解。
仅过了一年多，皇帝又命我照宋代文彦博旧例，定期议事。然而，我的健康状况已无法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，遂再次向皇帝请求离职。皇帝暂时批准，允许我保留原职，且赐诗三篇慰藉。我若能心存感激，恭敬回谢，也许一切不会变得如此糟糕。可惜，在与皇帝会面时，我仍然提出了不该提的要求，表示担忧自己在死后无法享受太高的待遇，甚至外界也有类似的议论。皇帝愤怒之下，仍然为我拟定了手诏，重申圣祖的遗命，并赐诗安慰我。尽管皇帝如此处理，我却再一次犯了忌讳。
次日早晨，我没有亲自前往谢恩，而是委托儿子张若澄代我入宫，结果皇帝因我未亲自谢恩而大为不满，命令我明白回奏。当时，傅恒和汪由敦为传旨大臣，尚未将旨意下达，翌日黎明，我匆匆赶赴内廷向皇帝谢恩。皇帝愈发不快，认为这是军机大臣泄漏消息所致，责罚了汪由敦。接着，廷臣商议，决定剥夺我的官爵，取消配享太庙的优待。此事过后，我心生悔意，再也不敢提起之前的请求。然而，乾隆十五年，我再次触犯皇上，当时，皇帝的嫡长子永璜早逝，皇帝心情沉重，我却不自量力，再度提出了当初的要求。
皇帝怒不可遏，最终命我自己决定是否配享太庙，并且通过大学士和九卿的议定，取消了我的配享资格，并免除我的治罪。之后，我被允许回乡。然而，不久后，由于我的门生四川学政朱筌的犯罪案件，我又被牵连其中，被命令缴回所有赐物。此时，我深感悔恨，真心后悔自己曾如此轻率地向皇帝提出不该提出的要求。
回想当年刚入仕途时，我是多么的谨慎与自律。记得第一次主持会试时，有门生向我敬礼，我不仅没有接受，还以前明大臣左光斗为例，教育他们要洁身自好。我在处理政务时，也常常提出改进奏折制度，以防问题发生。对我的孩子们，我始终强调要小心谨慎，甚至在我的儿子张若霭考中探花时，我也主动劝他将位置让给其他有才之人。可如今，我却走到如此田地，真是荒唐至极。算了，往事如烟，我只能祈愿皇帝不要再因我之过错而责罚我的家人。至于张家，也算是有始有终，时至今日，已不复往昔荣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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